赌场在线 行思·中西文明互鉴研学报告（十七） ｜ “希”我往矣，寻思悠悠
时间：2023-08-30 来源：中国人民大学澳门赌场在线门户主页 浏览量：
谭露璐
历史学院2021级
硕士研究生
在澳门赌场在线门户主页 和国际合作与交流处的大力支持下，受帕特拉斯大学的帕夫洛斯·康托斯（Pavlos Kontos）教授的邀请，我们一行24人在希腊开展了为期11天的海外研学与学术交流。此次旅程涵盖雅典、迈锡尼、德尔菲、伊拉克利翁等城市的古迹和博物馆，我们还有幸在刘玮老师的带领下到帕特拉斯大学参加了主题为“中国与希腊思想中恶的模式”的国际会议。无论是观察古希腊的君主、妇女、分散的共同体和族群，还是中希文化交融中蕴藏的和与不同的道德哲学，人的思想与行动构成一切历史溯源的根基。而此次经历将我们的所思所想、所见所行刻在中希文明交汇的现世起点上，目之所及皆是“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文明寄寓。执笔于此，不由联想到了阿富汗国家考古博物馆门口镌刻的那句至理名言：“文化存，则国家生。”中希文明在历经几千年的文明演进历程后仍在竭尽所能地诠释这句话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而此次出行也让我加深了对“古希腊神话与历史的关系”“古希腊文明的传承与革新”和“古典希腊与现代希腊的文化认知”这三个问题的理解。
一、古希腊神话与历史的关系
在理解古希腊文化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接触到各种类型的希腊神话，古希腊神话不仅由代代相传的口述史实构成，后人创作的戏剧、诗歌、小说、游记等体裁的文学作品也成为古希腊神话故事的母题，构成了庞大的神话系统。而古希腊神话也渐渐成为我们最初理解古希腊文化的窗口，甚至启发了人们的古典想象，成为我们了解希腊历史的一面镜子。
沉醉于波澜壮阔的神话史诗时会下意识地将神话描述与考古发现、文献记载挂钩。例如，我们参观海神庙时，会看到导览文字将这一地区的神圣性追溯到《荷马史诗》的记载；在雅典国家考古博物馆看到镇馆之宝之一的黄金面具，会自然联想到这归属于阿伽门农，即便现在已经证实此面具的出土还要比史实里阿伽门农生活的年代早两百多年。类似的情况还出现我们在理解参观对象的方式上。在观赏到一件文物和一座遗址时，我们追问最多的是眼前所见与哪一神话有关，很少关注其物质层面的历史内涵。无论是导览介绍希望让我们看到的，还是我们在思考理解中主动想看的，都反映出神话不仅是古希腊文化输出的载体，同样也成为了全世界人民理解古希腊文化共通的语言。
这类现象最有名的莫过于施里曼对荷马史诗的执着。运气好的话，可以发现传说中的特洛伊遗址，但相伴而生的，是真实的特洛伊战争发生时期的VIIa地层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可见，在将神话与历史划等号的过程中总是不断上演“福兮祸之所倚，祸兮福之所伏”的例子，而这已经是现代考古学建立之后的比较小的误差了。随着现代考古学的建立和古典学跳出单一的博物学发展完善，人们不再满足于将古希腊的信史时代上限定于公元前776年第一届奥林匹亚赛会的召开，“荷马问题”的提出、疑古派和信史派的纷争、更多考古成果的发现都促使我们不断修正理解古希腊早期历史的方式。直到今天，人们依旧在追问：这些神话能多大程度反映古希腊真实的社会面貌，通过神话构建的古希腊早期历史究竟可不可靠......
此次研学之旅使我们接触到太多的古希腊神话，从最初的听故事心理到逐渐有意识地寻找考古遗址里的神话元素，再到试图剥离掉希腊早期史中的神话元素，追问神话与历史的关系。那么，古希腊神话与历史的关系如何定义？国内著名学者王以欣教授在其系列著作中[1]已有相当详细的论述，在充分总结前人研究基础上，通过研究古希腊英雄神话，总结爱琴文明的考古成果和神话学方法论，剥离出这些英雄故事的“历史基础、文化意义和社会功用”。
此外，王敦书先生和王以欣教授还从古希腊的人性出发，合作讨论了古希腊人的“神话—古史”观，[2]指出古希腊人虔诚地相信神话，又不时地疑古，不断修正细节，使神话日趋历史化、合理化和世俗化，同时也不断将真实的历史神话化、故事化和传奇化，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拟构出一个既浪漫优美又接近理性和现实的“古史”——神话化的历史与历史化的神话之融合与结晶。
其实，研学的每一步都在促使我们不断思考甚至修正我们眼中的古希腊形象，过往读到的古希腊神话与历史的关系也在实践参观的步伐中不断加深。
[1] 参见王以欣：《神话与历史：古希腊英雄故事的历史和文化内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神话与竞技：古希腊体育运动与奥林匹克赛会起源》，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寻找迷宫：神话·考古与米诺斯文明》，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年等著述.
[2] 王敦书、王以欣：《古希腊人的“神话—古史”观和神话与历史的相互融合》，《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2期，第133-139页。
二、古希腊文明的传承与革新
此行印象最为深刻的莫过于参观爱琴文明和古典时代的杰出建筑群，前者以迈锡尼王宫遗址和克里特王宫遗址群为代表，后者以古典时期的雅典卫城为典范。而这两者所代表的古希腊文明特质也有很大的区别：前者是古希腊文明萌芽的王政时代，后者是人们心目中理想的古希腊民主时代。从宫殿走向城邦，从王政走向民主，古希腊文明如何在这一过程传承，以及二者之间的联系成为大家在研学过程中共同关注的主题。而要厘清这一问题需要弄清楚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为如何定义爱琴文明与古风古典时代之间的黑暗时代，其二为城邦的兴起与黑暗时代、爱琴文明之间的关系。
熟悉古希腊史的人应该很清楚，城邦并非是从无到有的出现（emergence），而是兴起（rise），民主并非一蹴而就的，而是后迈锡尼时代希腊社会渐次发展的结果。国内外学者在这方面已经有了相当完备的讨论，并且对“城邦”一词从疆域构成、社会基础、政权性质等角度展开解构，而且随着考古发现的突破，黑暗时代模糊不清的身影也开始变得明朗。以上成果丰厚，在此不赘，但或许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理解描绘出一副古希腊社会从王政解体走向城邦初创的历史图景。
首先在精英阶层和政权体系方面，依靠中央集权和中央到地方有秩序的王宫体系随着王宫的崩溃解体，社会运行模式转向氏族社会。wanax（包括军事统帅 lawagetas和“臣下”在内的官僚贵族集团）瓦解，basileus地位上升，实际的权力趋势走向分散。再到古风时代早期，basileus降为王者执政官（basileus archon），负责主持宗教事务，审判宗教案件。精英贵族之下，平民阶层和疆域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佃农获得自由权，集成自由农民公社，通过居地统一运动（synoikismos）扩大了地域基础，形成中心城市asty，农民公社逐渐城市化和政治制度化，形成公民共同体和公民共同体意识，并通过立法运动明确公民的权利，限定公民群体的范围，确立城邦的政治体制。
在财产所有权方面，王宫所有到私有制也在这一时期确立，工商业阶层逐渐形成。这一时期希腊的历史充满了平民与贵族的斗争。斗争的核心问题是债务奴役和公民权，总的来说，平民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胜利，旧有的氏族贵族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打击，他们的统治或被推翻，或者他们对于平民的剥削和压迫受到了一定的限制。最终，氏族制度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革和改造。而对城邦兴起至关重要的宗教观也渐趋成体系化和日常化，整体而言出现从早期的公牛崇拜、丰饶女神崇拜（女神以鸟和牛形出现）、空旷的宗教集会场所（王宫中心庭院，没有神庙或者神屋）转向英雄崇拜、创建者崇拜、宗教崇拜中心兴起的转变。其特征可以简要归纳为从自然神转向个人或集体的崇拜，实际上古希腊宗教关注的焦点更聚集到人，奥林匹斯诸神的崇拜可以视为精英的神化。
正如法国学者波利尼亚克（François de Polignac）所指出的那样：宗教是社会变革的表现形式之一，宗教崇拜场所构成希腊宗教最主要的实现形式。居民们共同参与特定的神明崇拜仪式，逐渐将自己和围绕其他崇拜中心的群体区别开来，组成一个特定的社会共同体，这是城邦共同体意识的起源之一。[3]与之同理，正是在这些广泛的社会变革基础上，城邦共同体意识和城邦共同体才得以形成。希腊文明也在剧烈的社会变革之下以更适合社会发展的面貌延续。
[3] François de Polignac, Cult, Territor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Greek City-Stat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三、古典希腊与现代希腊的文化认知
本次研学行程虽以古代文明为重点，但少不了感受现代希腊文明的魅力。刚到希腊的第一站就去了1896年第一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举办场地帕纳辛奈科体育场和具有希腊现代政治特色的宪法广场。除了感受现代希腊人的奥林匹克之梦、见证希腊政治重大事件的荣耀外，还在市中心的走街串巷中看到了大都会教堂和东罗马帝国末代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的雕像。现代的希腊似乎给我们这样一个感觉：追忆古希腊文明的荣光，但又全民信仰东正教，多神的历史信仰和基督的现代崇拜，拜占庭和奥斯曼的千年统治熔铸在希腊人的血脉中，又因近代希腊的独立和谐统一。而身处巴尔干半岛多民族政治实体交杂的地缘格局，几次巴尔干战争、希腊独立战争、希腊内战和多次人口交换条约使希腊内部的族群分布相当复杂。当我们与希腊本地人交谈到近代希腊的地缘政治纠纷时，希腊人更多地会将历史纷争的祸端归咎于土耳其。
事实上，正如黄洋老师指出的那样，现代希腊国家在欧洲民族主义浪潮的影响下，成为西方Hellenism思潮的产物，致力于重塑希腊民族，通过国家政策和政府权力的介入来构造现代希腊的民族历史神话，强调古代希腊和现代希腊在种族和文化上的连续性。[4]可以说，现代希腊国家的民族国家观念是欧洲的创造，现代希腊国家建立的根本推动力是作为现代性核心内容之一的民族国家观念。在这一观念的影响下，希腊人的爱国主义成为一种自然的、自发的、根深蒂固的模式，是传统的再发现和再塑造，古典主义成为希腊民族主义构建的必然基础。
此外，由于长期的东正教统治近代的人口交换，统一爱国主义光环下的希腊民族内部变得相当复杂，诸如希腊本土的斯拉夫人、马其顿人、塞尔维亚人也在不遗余力地构建属于自己民族话语体系的民族认同，大认同与小认同之间的摩擦、希腊与土耳其、北马其顿的历史遗留问题也使希腊民族发展的不稳定性和风险性激增。在全球化和国际合作更加密切的当下，希腊群体的自我认同之争，以及在民族历史、民族身份和民族文化所有权问题上的较量还将随着政治目的的彰显持续下去。
回溯古今，希腊文明中仍有太多难以考量的因素，中希文明对比在材料分析、民族视角、文明模式的限制性有太多的困难，借用李硕老师的话来形容我们所面临的困境再确切不过了：“也许，我们至今还难以完全了解我们自己，考古，就犹如一面深埋地下的镜子，倒映出我们陌生的形象。”无论是历史、哲学，还是文学、考古，我们在观察古代文明时，不仅是用一个又一个想象解开一个又一个谜团，也是在映照我们自己本来的面貌，甚至在照向我们前方的路。是归途抑或新擘，且秉烛待旦。
[4] 黄洋：《古典希腊理想化——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Hellennism》，《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第63-64页。
文案 | 谭露璐
编辑 | 学发联媒体工作室张雨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