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赌场在线 行思”海外研学｜“中希文明互鉴”系列报道（二）：“中国与希腊思想中恶的模式”国际会议
时间：2023-08-23 来源：中国人民大学澳门赌场在线门户主页 浏览量：
2023年7月8日至9日，研学团在中希文明互鉴中心的合作院校帕特拉斯大学参与了主题为“中国与希腊思想中恶的模式”的国际会议。会议由帕特拉斯大学哲学系、哈佛大学希腊研究中心和中希文明互鉴中心共同主办。
本次会议的组织者，帕特拉斯大学哲学系的帕夫洛斯·康托斯（Pavlos Kontos）教授致欢迎词后，会议正式开始。
（康托斯教授致欢迎词）
第一天会议的第一位报告人是哈佛大学的普鸣（Michael Puett）教授，他报告的题目是《恶魔与魔群：古希腊和中国的礼仪与对礼仪的拒斥》（Demons and Demon Hordes: Ritual and Rejections of Ritual in Greece and China）。普鸣教授指出葛瑞汉（A. C. Graham）将先秦的宇宙论与汉代的和谐宇宙论相区分，并认为后者的哲学性下降的观点值得商榷，在“以礼节情”的意义上，汉代接续了商周的宇宙论。他以郭店楚简中《性自命出》篇“喜怒哀悲之气，性也。及其见于外，则物取之也”为例，说明先秦时期“礼—情—气”的三元关系：气为众生所禀，情如喜怒等由气生发，礼的功能是对由气而来的情进行规范。在汉代，特别是董仲舒那里，天进入了这个礼仪世界之中，天与人一样也有由气而来的情，表现为季节变化和对农业物候的影响。在《春秋繁露》的礼仪世界中，人应当顺应天之情，在礼仪的培育下逐渐形成对无常世界的恰当的情感反应模式，从而应对无常世界中无辜之人受害的问题。
（普鸣教授报告论文）
第二位报告人是哈佛大学的尼古拉斯·普雷维拉基斯（Nikolas Prevelakis）博士，他报告的题目是《东方基督教中恶的问题：对一场20世纪争论的检讨》（The Question of Evil in Eastern Christianity: Assessment of a 20th Century Controversy），讨论了天主教和东正教基于对《罗马书》5：12的不同理解而来的对原罪的不同理解，核心差别在于，天主教把原罪看成是直接来自亚当，是每个人生来具有的；而东正教则认为每个人的原罪间接地由亚当带来，与人的有死性有关。他也讨论了这些不同的理解在20世纪引起的广泛争论。
（尼古拉斯·普雷维拉基斯教授报告论文）
第三位报告人是伯尔尼大学的理查德·金（Richard King）教授。他报告的题目是《丑还是恶？关于道德游移的思考》（Ugliness or Evil? Notes on a Moral Wobble）。所谓“道德游移”是指从道德行动的表象（丑）过渡到其实际性质（恶）。金教授主要讨论的是在亚里士多德和《荀子·性恶》中是否有道德游移的问题。在金教授看来，在两个传统中，表象词都有实质性的意思，如亚里士多德把羞耻作为恶的一种，但是他区分了“看上去羞耻的东西”和“真正羞耻的东西”，因此具有超越表象和道德游移的理论资源；而在《荀子》中美丑和善恶这两对范畴是缠结在一起的，因而表现出了更多的道德游移。
（金教授报告论文）
第四位报告人是剑桥大学的赵静一博士，她报告的题目是《早期中国道德之恶的模糊性》（Ambiguities of Moral Evil in Early China），她首先举出中国哲学中一组与恶相关的概念群：“不善”“否”“邪”“凶”“不吉”“不理”“不德”。随后指出《道德经》中“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表明道家哲学中美丑善恶之间的模糊性。随后重点讨论了《庄子·盗跖》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之中，在儒家看来恶贯满盈的盗跖却讽刺了孔子。庄子借盗跖的口吻指出了善恶之间的模糊性。
（赵静一博士报告论文）
第五位报告人是台湾大学的陈志强副教授，他报告的题目是《纯粹的情感与脆弱的理性：对新儒家刘蕺山的道德心理学研究》（Pure Emotion and Vulnerable Reasoning: An Exploration of Neo-Confucian Liu Jishan's Moral Psychology）。他认为刘宗周的道德心理学代表了东方的道德情感主义。在刘宗周对孟子的解读中，人的道德心理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一团生意—好恶—四端—万物。刘宗周学说中的理想人格是超反思和情感性的，模型为孩童。相比较，朱熹和王阳明学说中的理想人格是反思性的和理性的。在现代道德心理学中，情感也具有某种内在的规范性，其作用方式是自动、无意识和自发的，刘宗周的基于自然人性的道德思想与此相符，这种思想可以应对理性主义的危险。
（陈志强副教授在线上报告论文）
第六位报告人是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的丽萨·拉斐尔斯教授（LisaRaphals），她报告的题目是《何以代恶：中国和希腊对动态之“神”的阐释》（AlternativestoEvil:ChineseandGreekAccountsofMobileSpirits）。拉斐尔斯教授首先介绍了身心关系问题在善恶领域中的重要性，强调她将通过中国和希腊关于“神”（spirit）与“灵魂”（soul）的观念讨论恶的问题。接着，她以《黄帝内经》、敦煌日历和《千金方》等文本为依据，讨论中国哲学中的“动态之‘神’”，指出这些文本说明古代中国人认为神与身之间互相影响，许多医学禁忌表明，神存在并流动于身体的各个部位，而非限于身体内部的某一个地方。与此类似，如恩培多克勒和希波克拉底的希腊文本，也暗示灵魂在身体中是流动的。
（拉斐尔斯教授报告论文）
第二天会议的第一位报告人是来自塞浦路斯开放大学的瓦约斯•利阿皮斯（Vayos Liapis）教授。他报告的题目是《舞台之后，视野之后：埃斯库罗斯<七将攻忒拜>的幕后行动和其中恶的机制》（Behind the Scene, Behind the Seen: Offstage Action and Mechanics of Evil in Aeschylus’ Seven Against Thebes）。利阿皮斯教授首先介绍了《七将攻忒拜》的核心部分主要由七组演讲和对七副盾牌的描述构成，这代表了攻城七将与守城七将的个人品质。他的研究主要关注厄忒俄克勒斯选择七名英雄防守忒拜的七个城门在多大程度上具有随机性。利阿皮斯教授认为，厄忒俄克勒斯并非随机选择防守城门的英雄，而是已经在幕后做出了决定。而该剧中悲剧发生的模式是典型亚里士多德式的，由于主角对诅咒和用刀剑分割家产的无知以及对于个人荣誉的过分看重导致了悲剧的发生，而这正是这部悲剧中恶的产生机制。
（利阿皮斯教授报告论文）
第二位报告人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刘玮教授，他做了题为《柏拉图中恶的三种模式》（Three Models of Evil in Plato）的报告。他论证，在柏拉图作品中存在三种解释恶的模式：理智模式、灵魂模式和生理模式。在理智模式中，恶源于无知，即“无人有意作恶”；在灵魂模式中，恶来源于灵魂三分中非理性部分不服从理性部分的命令；而在生理模式中，身体的疾病造成灵魂的损伤，从而导致恶。同时，这三个模式又是彼此联系的，灵魂模式和生理模式也会造成无知，而这正是最大的恶，抑或恶的根本原因。但是与此同时，柏拉图又主张，即便无知是恶的重要源头，也并不妨碍人应当对无知造成的恶负责，因为我们总要努力求知向善。
（刘玮教授报告论文）
接下来，本次会议的组织者帕特拉斯大学的康托斯教授报告了题为《法拉里斯案例》（The Phalaris Case）的论文，他分别讨论了亚里士多德、塞内卡和康德对法拉里斯这类极端残忍的僭主的看法。亚里士多德和塞内卡认为，法拉里斯这样兽性之人是不可救药的，由于缺乏理性能力，他们不可能向善。而具有道德能力的人，不可能成为法拉里斯。但在康德看来，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法拉里斯”，作恶的欲望诱惑着每个人，使人有恶的偏向。不过，只有意志可以提供行为的真正动机，使人有恶的倾向。当心中的“法拉里斯”占据上风，凌驾于道德律法之上，人们才有了真正的作恶倾向。而且，即便人们成为了法拉里斯，运用自由意志也可以让人们转而向善。
（康托斯教授报告论文）
第四位报告人是来自伯尔尼大学的大卫•马切克（DavidMachek）博士，他报告的题目是《斯多亚宇宙论中邪恶的作用》（TheRoleofBadnessinStoicsCosmos）。他要处理的问题是，既然斯多亚学派认为宇宙就是神，那么应该如何理解斯多亚善的宇宙之中有邪恶的人存在？他梳理了三种解决方案。第一种是邪恶对宇宙中非理性的始点来说是必须的；第二种解决方案是邪恶的存在为善提供了一种逻辑或认识论的可能性，即只有通过恶才能有善并且认识善；第三种方案是他本人支持的物理因果决定的图景。他认为斯多亚派的这个问题应该被理解为恶和善一样都可以扮演因果角色，但是恶扮演的因果角色从神的角度来看有更充分地朝向善的安排。
（马切克博士报告论文）
第五位报告人是来自帕特拉斯大学文学系的艾菲米娅•卡拉坎扎（EfimiaKarakantza）教授，她报告的题目是《无城邦者：希腊城邦中的恶》（Apolis:EvilinGreekCity-State）。卡拉坎扎教授提出了一个新颖的观点：在雅典城邦的政治环境下，索福克勒斯的悲剧《安提戈涅》中应该被谴责的“非城邦者”是安提戈涅，而非人们通常认为的的克瑞翁。她认为我们对这部悲剧的判断必须基于当时的社会制度和文化。而当时的雅典社会在经历克里斯提尼改革之后，血缘已经不是城邦中道德判断的决定性因素。她认为安提戈涅谈论神圣的律法并未提供反对城邦法律的真正理由。卡拉坎扎教授还详述了雅典针对背叛城邦的法律规定，指出虽然收容死难者尸体是城邦的道德义务，但是抛弃叛徒的尸体也是雅典城邦广泛接受的公共意识形态，因此克瑞翁的法令在当时的雅典观众看来并没有非常过分。
（卡拉坎扎教授报告论文）
第六位报告人是来自哈佛大学的的安娜•巴卡（AnnaBaka）博士，她报告的题目是《亚里士多德主义和儒家对法律作为抑制邪恶手段的再评价》（AristotelianandConfucianreappraisaloflawasevilinhibition）。在巴卡博士看来，亚里士多德对政治的看法是一种技艺，这种技艺产出的产品是追求善好生活的良好城邦，因此法律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有着相对积极的作用。但是先秦儒家文本，尤其是《论语》中的法律更多地承担了消极的作用，只是在极端不道德的情况下用以制裁违法的最终底线。然而儒家传统之中也存在变化，比如荀子就认为法律是“化性起伪”的一部分，因此应该承担更加积极的道德塑造作用。
（巴卡博士报告论文）
会议的最后一位报告人是来自牛津大学的莉亚·康托博士（Lea Cantor），她报告的题目是《如何对待恶的统治者？<庄子>论政治异见的可能性》（What to Do about Evil Rulers? Zhuangzi on the Possibility of Dissent）。坎托博士认为不应因庄子的怀疑论而忽视他的政治哲学。她重点讨论了在恶的政治环境中，庄子认为可以采取的四种表达政治异见的模式：第一，颜回的例子表明，庄子认为面对混乱的政治局面和恶劣的统治者，应当先“存己”，后“存人”；第二，轮扁与桓公对话的例子表明，庄子认为圣人之言不可传，相当于古人之糟粕，不可以之治国；第三，广成子和黄帝对话的例子表明，庄子认为像黄帝这样的“有士者”不见其患而“不知”；第四，渔父的例子表明，庄子可能认为礼乐人伦不是致善的正确方式。
（康托博士报告论文）
至此，会议的十三场报告全部结束，康托斯教授和中希文明互鉴中心的中方代表、来自西南大学的王勇副教授致结束词。会议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闭幕。
（康托斯教授和王勇副教授致结束词）
（参会代表和研学团师生合影留念）
在两天的会议中，除了各位参会代表的精彩报告外，参会代表、研学团成员还就很多与“恶”相关的问题展开了热烈地讨论，研学团学生的出色表现和对本次会议的贡献得到了各国学者的高度肯定。
（DISCUSSION）
（参会学者与研学团师生在会上和会下热烈讨论）
（关于此次研学的更多详细内容，敬请期待后续报道）
文案 |庞雅文 汪彧 李智明 殷悦涵 李佳欣
摄影 | 李佳欣 殷悦涵 郭可心 李浅澄 刘玮
编辑 | 学发联媒体工作室
